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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俄乌战争持续震荡欧洲大陆，欧洲各国对安全的忧虑与日俱增。在这一背景下，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的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专门设立了“欧洲安全前景”专题会议，邀请多国资深专家共议未来安全之道。从历史镜鉴到地缘博弈，从区域自主到大国竞合，发言者们提供了多元视角与现实考量。此次会议不仅深化了对当下欧洲安全困局的理解，也为构建一个多边、包容、务实的未来安全框架提供了有益思路。在全球局势深刻变化的今天，和平与安全的探讨从未如此迫切。《凤凰大参考》向学者提问，总结嘉宾发言，并集结整理成稿。
核心提要
1. 中国社科院冯仲平教授指出，欧洲在经贸领域具有优势，但安全上长期依赖外部力量，当前必须承担更多责任。他强调，若要构建持久安全架构，重建地区信任并接纳莫斯科参与至关重要。
2.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戈马尔批评欧盟“邻国政策”效果不彰，指出周边冲突频发反映战略失误。他强调，乌克兰战争是对西方秩序的挑战，欧洲应兼顾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强化多边合作与外交机制。
3. 俄罗斯学者科尔图诺夫认为，俄乌冲突的解决是建立欧洲安全框架的前提。他呼吁通过对话与信任重建逐步推进“自下而上”的安全秩序，同时指出，区域安全安排需兼顾全球格局的复杂性。
4. 前德国外交官拉雷斯指出，欧洲安全的稳定性取决于俄乌战争的终结和俄罗斯政治转型。他警示“特朗普2.0”可能削弱北约承诺，欧洲应提升自身防务能力，应对未来不确定性。
5. 在提问环节，专家就俄罗斯融入欧洲安全架构、欧亚安全机制可行性等议题展开讨论。多位嘉宾认为战争无法因历史联系被正当化，未来安全机制应更具包容性与弹性。法国地缘政治学者帕斯卡尔·博尼法斯表示，在全球分化趋势下，中欧可在气候、公共卫生等“软安全”领域深化合作，推动非对抗性的全球治理对话。
编辑丨张馨心 屈功泽
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的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近期于北京举行了题为“欧洲安全前景”的专题会议。来自中、法、俄、美的国际形势专家围绕欧洲当前安全形势、北约前景、俄乌战争影响及新的安全架构展开深入探讨。
会议伊始，主持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史志钦指出，欧洲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热门的话题”，尽管长久以来不断被提及，但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其现实意义变得尤为迫切。他提出，应从机遇与挑战的双重角度来理解当下的欧洲安全议题，并探讨“新的安全架构会是什么样子，才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史志钦教授在第十三届和平论坛上
特朗普2.0时代欧洲如何为自己安全负责？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冯仲平教授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特别提到两件近期对欧洲安全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上周在荷兰举行的北约峰会，二是即将于7月9日到来的美欧关税谈判。冯仲平指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对所有欧洲出口产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定会让欧洲人很疯狂”。
他认为，在贸易层面，欧洲拥有相对的自信心。“只要欧盟能团结起来，它就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市场，这正是特朗普不喜欢的。”但在安全领域，欧洲一直存在“结构性依赖”，这是其最大的薄弱点。“1949年以来，欧洲一直仰仗于一个外部大国保障其安全”，冯指出，这一依赖在冷战期间表现为对北约的倚重，而如今随着特朗普的重新执政，这一模式正面临动摇。
冯仲平分析指出，欧洲国家如今普遍意识到，“他们要开始为自己的安全负起责任了”，但问题在于：“他们需要多长时间去站稳脚跟替代美国的角色？”虽然早在十年前，欧洲领导人就表达了加强安全能力建设的意愿，“但只有钱是不够的”。他特别强调，在迈向新的安全架构时，“欧洲国家需要重建地区内的信任。如果你们想要建立起长期的安全框架，莫斯科必须得纳入进来。”
在演讲的尾声，冯仲平引用二战后法德和解的历史类比当前的欧俄关系：“80年前，法德曾是死敌，但伟大的领导人勇敢地选择了和平与共处，逐步携手让欧洲再次复兴。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即便面对结构性的矛盾，真正的和平始终源于政治勇气和战略远见。”
▎冯仲平教授在第十三届和平论坛上
欧洲应当像东盟国家一样保持开放性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所长托马斯·戈马尔（Thomas Gomart）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欧洲正面临“多重地缘安全挑战的交汇期”，而欧盟在自身周边的外交战略上，亦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与重构。
戈马尔首先回应了冯仲平教授关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发言，强调和平始终是“欧洲项目”的初衷与核心动力。他指出：“所有隶属于欧洲项目的国家，尤其是法国与德国，最初的意愿就是避免战争，实现和平。”他还提到，北约最初的设立也带有缓解成员国间敌对关系的目标，例如“减少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敌意”，这是多边安全合作框架取得的现实成效。
然而，戈马尔也直言指出欧盟在“邻国政策”方面的失败。他指出，该政策自2009年东扩后重点涵盖六个国家（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而20年后的现实是“这六国中已有五国陷入冲突”，这无疑是欧盟对周边战略的重大挫败。他呼吁欧洲各国正视这一问题，“不仅要考虑俄罗斯的态度，还要正视以色列、土耳其及高加索地区的局势。”
▎欧洲邻国政策国家 图源：新世界时报
戈马尔特别提醒，当前已有四个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朝鲜）处于交战状态，欧洲安全局势复杂多元。他指出，“俄罗斯不仅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更是在对整个西方秩序发起挑战。”他进一步强调，“乌克兰战争是一个权力中心的冲突，但远不止于乌克兰本身。”他还补充道，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如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愈加重要，欧洲不能忽视。
在区域安全结构分析方面，戈马尔系统性地梳理了欧洲在北、东、西、南四个方向的安全挑战。针对北翼，他提到“瑞典和芬兰正式加入北约”，对波罗的海地区构成重大变化，同时“北极与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活动上升，中国的海上存在也在增长。”在西翼，他指出欧洲应为“特朗普2.0”做好准备，并警惕“美国可能将加拿大甚至格陵兰视作扩展州属”的政治暗示。他呼吁欧洲国家进一步认清“欧盟与北约的边界”，“构建自身安全的能力，而非一味依赖跨大西洋联盟”。
在谈及东翼时，戈马尔认为“2014年以来乌克兰的坚决抵抗是一种经验”，尽管俄罗斯持续施加军事压力，但“乌克兰展现出极强的国家意志”。他还指出，俄罗斯虽然在外交上活跃、在全球南方赢得支持，但“在军事层面效率低下”，其核威慑的可信度也正在被质疑。
最后，他谈及南翼议题，特别聚焦于伊朗核问题。他高度评价欧洲在2015年伊核协议中的外交成就，并强调“外交始终是欧洲对外政策的核心”。他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退出协议带来了后果，但“通过谈判、坚持多边机制解决冲突，仍是欧洲在中东问题上的首选路径。”此外，他也提到非洲、巴勒斯坦等问题呼唤更多耐心与投入。
戈马尔以“欧洲应当像东盟国家一样保持开放性”为结语，呼吁欧盟在当下复杂格局中，保持制度韧性与战略灵活性：“欧洲不应成为攻击全球化的靶子，而·应作为开放与平衡的力量，为世界提供另一种可能。”
▎戈马尔在第十三届和平论坛上
科尔图诺夫：借鉴冷战经验，探索新安全架构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学术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发表了极具现实感的发言，强调“在乌克兰冲突没有解决之前，谈论任何形式的欧洲安全都毫无意义。”
科尔图诺夫首先指出，尽管当前全球媒体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中东，但乌克兰战事依旧是欧洲安全的根本变量。“战场陷入消耗战状态，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未取得决定性进展。唯一可能打破僵局的变量，或许是特朗普，或许是泽连斯基，但他们至今尚未带来实质性改变。”他表示，现在欧洲的核心议题不是安全的建设，而是战争升级的“风险管理”。
他警告称，局势仍有升级的可能，甚至不排除核武器被动用的极端场景，“我们无法排除这种风险的发生。”他进一步指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安全架构，都必须以俄乌冲突的缓和为前提条件。
尽管前景严峻，科尔图诺夫也指出了东西方之间仍存在的某些“基本共识”：双方都希望控制局势、避免升级，并避免对本国发展的破坏。他提出，或许可以效仿冷战时期的做法，从务实出发，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沟通机制的恢复以及信任的重建，逐步在欧洲大陆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安全秩序。“这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事情，而是要逐年积累信任与共识。”
科尔图诺夫还分析了更广泛的地缘安全趋势。他指出，当前的欧洲安全已无法脱离全球视野看待：北约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已多次出席北约峰会；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与中国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
在他看来，这一全球安全格局的变化，使得“统一的欧洲安全架构”几乎无法实现。“欧洲太大，无法用一个框架囊括波罗的海、黑海、北极等多样地缘结构；但欧洲又太小，无法与地中海、北非甚至北美完全割裂。”因此，他建议建立多层次、区域化、具备灵活应对能力的“安全安排网络”，而非追求一个理想化的宏大结构。
在总结中，科尔图诺夫指出，无论是俄乌战争结束，还是东西方重建信任，未来的欧洲安全都需要接受一个现实：美国、中国、土耳其、朝鲜等外部力量都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变量，“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区域安全的灵活安排，而非制度化的完美结构。”
▎科尔图诺夫在第十三届和平论坛上
如今欧洲安全秩序如何建构？
北卡罗莱纳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曾任德国外交官的克劳斯·拉雷斯（Klaus Larres）指出，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变量上：“俄乌战争”以及“特朗普2.0”的不确定性。他强调，欧洲要建立稳定的安全架构，前提是俄乌战争的终结以及俄罗斯领导层的更替。
拉雷斯认为，俄乌战争极大破坏了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他认为，普京的政策是造成战争持续的重要原因。
在谈及特朗普对俄乌战争和欧洲安全的影响时，拉雷斯表示担忧。“特朗普对乌克兰冷漠，对普京态度暧昧。他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弹药援助，未来甚至可能削弱北约承诺。”他指出，特朗普对于是否援引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态度模糊，这种孤立主义倾向正在侵蚀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
他进一步探讨了建立“统一的欧洲安全架构”的现实性。拉雷斯认为：“只有在俄乌战争结束且普京卸任之后，这样的安全架构才可能出现。”他强调，目前欧洲无人信任普京签署的任何协议。他坦言，即便普京卸任，俄罗斯未来领导人仍是未知数，但欧洲必须准备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
关于北约的未来，他认为虽然近期北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但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仍可能削弱美国的承诺，使北约的防御效力面临考验。”他尤其质疑美国是否在危机时刻为如爱沙尼亚或立陶宛等小国动用军力。
谈及欧盟独立防务能力，拉雷斯指出尽管德国等国家承诺大量增加军费，甚至重启征兵制度，“但这一趋势是否持续，取决于民众的态度与经济压力。”他警告，欧洲社会面临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等多重支出压力，民众可能并不愿意持续支持巨额国防开支。此外，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多国崛起，亦可能成为削弱防务投入的政治阻力。
在总结中，拉雷斯指出，“一个新的欧洲安全架构并非唾手可得。”他强调，欧洲未来的安全愿景必须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俄乌战争以及俄罗斯的政治方向；同时，美国对欧洲安全的角色虽然仍不可替代，但其影响力可能将被迫逐步削弱。他呼吁建立务实、可操作的安全机制，以应对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拉雷斯在第十三届和平论坛上
提问与答辩
在论坛的提问答辩环节，嘉宾们围绕“俄罗斯是否能够融入欧洲安全架构”“欧亚安全体系的可行性”以及“俄乌战争的深层原因”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论坛主持人在引导中指出，从历史视角看，大国在维护欧洲和平与稳定中始终扮演关键角色，并呼应冯仲平教授此前提出的疑问：“为何欧洲至今仍未能将俄罗斯纳入其安全架构？”在此基础上，主持人向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托马斯·戈马尔（Thomas Gomart）与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发出提问，并就美国对俄乌战争立场的变化及其内部政策支持度表达了关切。
托马斯·戈马尔回应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冷战时期的“势力均衡”理论及“基辛格式外交”仍具现实借鉴意义。他指出，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乌克兰宣布独立以来，东欧国家普遍表现出“摆脱俄罗斯影响”的强烈意愿，这种结构性趋势在设计欧洲安全框架时不容忽视。戈马尔明确提出：“俄罗斯应被纳入安全架构，乌克兰也同样如此。”在他看来，俄乌冲突不仅反映了大国之间的博弈，更体现了小国对自主权与国际身份的坚定追求。他呼吁建立一个“灵活多边”的安全机制，以容纳大国与小国多样化的安全需求，并在防御体系设计中合理考量俄罗斯的实际角色与能力。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2025-08-02会谈 图源：NARA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则强调，乌克兰对主权与国家身份的主张早在苏联解体时便已明确确立。虽然乌俄两国在语言、文化上联系深厚，但这绝不能成为否认乌克兰国家地位的理由。他进一步指出，俄乌冲突的核心并非语言争议，而是身份认同与主权诉求的冲突。在回应“语言权是否能构成战争正当性”的提问时，科尔图诺夫明确表示：“普京的决策逻辑无法为战争正名。正如伊拉克战争也无法被合理化，国际社会不能接受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他指出，尽管普京的战略思维建立在长期观察与积累之上，具备一定历史逻辑，但其行动缺乏道义正当性。
拉雷斯对科尔图诺夫观点表示认同。他进一步质疑，是否可以因语言、文化等历史原因将军事行动合理化。他强调：“历史上的错误不能成为今日暴力的借口。”拉雷斯也批评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行为，但强调这一历史教训不能为当前战争开脱，“美国曾犯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可以复制这种逻辑。伊拉克战争不是借口，也不应成为乌克兰战争的正当性来源。”
当被问及“欧亚安全平台”是否比“泛欧洲安全框架”更具可行性时，科尔图诺夫表示，当前地区局势高度碎片化，一个统一、稳定的欧洲安全架构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他建议从“子区域”出发构建安全安排，以灵活、渐进的方式逐步搭建区域合作平台。他指出，“更广阔、更具包容性的欧亚安全机制”或许能在未来为欧洲、俄罗斯及更广泛地区的合作提供制度性基础。
在论坛期间，凤凰网记者还就中欧关系与未来的相关问题提问了法国国际与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帕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他指出，在当前全球极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与欧洲仍有广阔空间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与数字治理等“软安全”领域展开合作，推动在不卷入中美对抗前提下的建设性对话。
▎博尼法斯在第十三届和平论坛上
博尼法斯表示，中欧之间在过去五年已在若干全球性议题上建立了初步合作基础。“比如在新能源问题和加沙人道局势上，中欧进行了协调与沟通，这表明即便在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合作仍具现实可能。”
他强调，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严峻共同挑战之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应对环境危机。“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个星球上持续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共同行动，保护地球生态。”
博尼法斯特别指出，中国在《巴黎协定》的谈判与落实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始终坚持推动气候议题的全球协作。“中国不断提升太阳能等新能源的使用比例，努力在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寻求平衡，这是其重要的国家战略。”他表示，气候问题不仅是科学议题，更是地缘政治问题，中欧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